1927年9月，在湘赣边境，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向井冈山前进。队伍虽然不大，装备简陋，许多官兵甚至对这支军队的战斗目标感到困惑。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并没有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士兵，而是重新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支军队属于谁，它将走向何方。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其奠定了基础。虽然毛泽东是早期党的成员之一，但他并不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值得指出的是，党的成立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不是某个人的单独成就。

然而，成立政党并不等于组建军队。大革命的失败使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革命力量遭受重创。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成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开端。这次起义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之后南下的失利显示，单靠城市的暴动和传统的军事经验，实在不足以建立一支真正服务于广大人民的军队。毛泽东在这一历史节点上的独特贡献开始显现，他于1927年9月率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尽管部队遭遇挫折，但并未选择再向大城市发起进攻，而是转向敌人相对薄弱且民众基础较好的农村地区。这个决策在当时并不容易被人理解，却为之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埋下了种子。

秋收起义部队在到达江西永新三湾后，毛泽东主持进行了编制调整，推行“支部建在连上”的模式，并在部队内部确立了党代表制度。这一调整并不仅是简单的编制变更，而是在军队中引入了新型的组织关系。军官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士兵也不再是纯粹接受命令的工具，党组织开始深入基层，政治工作因此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趣的是，毛泽东并不认为“人民军队”仅仅是扩大兵员。部队通过村镇时，遵循公平交易、严格纪律，并乐于帮助群众；在作战中依靠民众，在宿营时尽量不打扰居民。这样的军队才能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获得百姓的支持，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再是简单的征发与被征发。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会议强调，红军是实施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反对单纯的军事观念和军阀主义的倾向。人民军队的政治建军原则正是在长期实践以及该次会议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这条道路并非完全由毛泽东一人设计，诸如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将领在不同阶段也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无数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更是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实践经验。南昌起义为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秋收起义探索了前进方向，而古田会议则在制度上回答了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

将这些历史环节联系在一起看，毛泽东的作用不可替代。他不仅选择了向农村发展的道路，还将土地革命、群众工作、政治建军与军事斗争融会贯通，使红军避免成为一支脱离群众的雇佣军。如果没有这一方向的转变，早期的革命军队可能会在多次挫败中消失。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依靠根据地和民众展开游击战；而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又在战争实践中形成了大的兵团作战能力。虽然军队名称、规模和武器不断变化，但核心原则依旧没有改变：党指挥军队，军队服务人民，作战目标始终服从革命任务。

因此，文中提到的判断，并非否定其他领导人的贡献，也不是说毛泽东凭一己之力创造了所有革命成果，而是强调一个历史事实：若没有毛泽东在1927年后的关键抉择以及他对人民军队性质、道路和组织原则的不断塑造，即使中国共产党继续存在，也未必能建立起那支具有鲜明政治方向和深厚群众基础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之后，这支军队的灵魂与框架才真正得以明确。